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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因(yīn)水位下降，四川安岳书房坝水库的水下(shuǐxià)佛像和石狮露出重现，这一“水下佛国”再度引起网友关注。

6月19日，红星新闻记者实地探访(tànfǎng)了解到，这一“水下佛国”在2020年被外界知晓后开始“走红”。当地文保员(yuán)邓永福表示(biǎoshì)，自1974年水库蓄水以来，佛济寺被水淹没的摩崖造像几乎每年都会露出(lùchū)佛头，连同地势更低的石狮完整露出也(yě)出现过10多个年份，每年露出时间有两三个月。2020年以来，有三年完整露出。

▲枯水(kūshuǐ)季节露出的佛济寺摩崖造像

对于(duìyú)露出水面的佛像和石狮，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(yuán)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，实行水下保护。露出水面的时段，要禁止烧香拜佛，并(bìng)设立文保员。

半世纪前水库蓄水(xùshuǐ)枯水期佛头会露出

佛济寺摩崖造像在2012年被确定为四川省(sìchuānshěng)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如今76岁的邓永福(yǒngfú)是此处的文保员，也是当地居民。

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书房坝水库在1974年蓄水(xùshuǐ)后，佛济寺(sì)的一对石狮和一块巨石上的摩崖造像便淹没在水中。但几乎每年枯水季节，摩崖造像的佛头都会(huì)露出水面。遇到干旱(gānhàn)年份，被淹没的摩崖造像会完整露出，地势更低的一对石狮也会露出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(lùchū)的佛济寺摩崖造像

“（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）有(yǒu)10多年完整露出(lùchū)过，每年露出两三个月，涨水后又(yòu)会被淹。”邓(dèng)永福还说，2020年以来，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几乎每年都会露出，其中有三年完整露出。因为近几年受到外界关注，每年枯水季节，都会有游客前来游玩。

▲枯水季节(jìjié)露出的佛济寺摩崖造像

据了解(liǎojiě)，安岳石窟始于南北朝，盛于唐宋，现存230余处10万余尊摩崖造像，享有“中国石刻(shíkè)之乡”的美誉。

今年石狮(shíshī)和20多个佛像完整露出，

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，实行水下(shuǐxià)保护

6月19日，红星新闻记者在佛济寺摩崖造像现场看到，石狮和一块巨石四周雕刻的(de)20多个佛像在今年完整露出(lùchū)，“捧绣球”的石狮在水库边(biān)相视而坐，仿佛在对话一般，巨石四周的佛像各不相同，刻得栩栩如生。在地势(dìshì)更高的崖壁上，还有部分常年可见的摩崖造像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(lùchū)的石狮

据安岳官方2020年发布的(de)(de)消息，书房坝水库始建于上世纪(shìjì)70年代，汇水面积130多平方公里。水库建成后，分布在水域边上的佛像有的被淹没(yānmò)在水中。其中，历史悠久的圣灯寺被淹没，数以千计的佛像溺于水中，罗汉寺、佛济寺被部分淹没。枯水季节(jìjié)常有佛像露出水面，有的则永远藏于水下。

2020年，书房坝水库“水下佛国”之所以引发关注，源于罗汉(luóhàn)寺、佛济寺摩崖造像“重见天日”。其中，佛济寺摩崖造像共有龛(kān)窟29个、造像69尊、石塔(shítǎ)1座(zuò)、碑刻题记4通(tōng)，石窟开凿于清代(qīngdài)，造像内容以罗汉、十菩萨、七佛、天王、弥勒佛等为主。罗汉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43个、造像155尊、浮雕石塔3座、题记9通，石窟开凿于唐代，宋代续有雕刻。

6月19日，安岳石窟研究院(yánjiūyuàn)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尤其是最近几年，佛济寺和罗汉寺在枯水季会露出水面。为此，专家建议，不(bù)破坏原貌，实行水下保护。露出水面的时段，要禁止烧香拜佛，并设立文保员。目前，省级文物保护(wénwùbǎohù)单位佛济寺有一名专门的文保员，文物点(diǎn)罗汉寺有一名当地自发的管理员。此外，现场还安装(ānzhuāng)了监控等(děng)设施，通过“人防、技防、犬防”以加强保护。此外，为更好地保护这些(zhèxiē)文物，他们还会考虑现场环境整治等。

云冈石窟遗失百年的"佛眼"回归(huíguī)：系男子在地摊上偶遇

一枚流散百年的疑似佛眼，前不久(qiánbùjiǔ)回归云冈石窟。

这枚表面覆盖黑釉的(de)陶制眼球，至今光可鉴人，与云冈石窟中仍保留在原位(yuánwèi)的陶眼酷似。

这枚陶制眼球的(de)捐赠者(juānzèngzhě)为太原市民田亦军。2006年，田亦军在大同体育场外围路边(lùbiān)的古玩地摊上偶遇这件黑色的陶器，卖主也不知道这是何物。田亦军对古瓷器有所了解，但从未见过这种器型，出于好奇便(biàn)买了回去。

直到(zhídào)近20年后，田亦军偶然见到一张照片，发现照片中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(yánjiūsuǒ)的云冈第8窟陶眼，与自己多年前购藏的陶器极其(jíqí)相似，便主动联系(liánxì)云冈研究院。如果确认是云冈石窟的佛眼，他表示愿意无偿捐赠。

今年3月，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(lǐshìzhǎng)、云冈石窟博物馆原馆长赵昆雨受托赴田亦军家中见到陶眼，并(bìng)带回大同开展鉴定。

围绕这件陶眼身份的鉴定，以及更(gèng)多云冈陶眼的下落之谜，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(wèntí)。

云冈第19窟佛像，双目眼球都已脱落 本文图/赵昆雨供图(gōngtú)

佛眼(fúyǎn)争议：是辽金文物，还是瓷拍子？

云冈佛眼回归信息披露后，一些网民提出疑义，有人认为这件陶器(táoqì)酷似瓷(cí)拍子。瓷拍子是制作陶器时，用于拍打陶器表面的工具。

实际上，这种可能性在鉴定工作开展之初就已列入考虑范畴。赵昆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这件陶器抵达云冈后，经过了专家反复(fǎnfù)论证，首先考虑到(dào)的可能性，就是研磨(yánmó)器或者瓷拍子。瓷拍子通常表面较平整，而这件器物明显(míngxiǎn)呈凸起的球状，表面釉色细腻，光可鉴人。

至于(zhìyú)研磨器的猜想，为了达到研磨效果，研磨器一般都(dōu)制成碾盘般的(bānde)粗齿面，这件陶器表面也并无研磨痕迹。而且器物来自大同地区，专家的意见倾向于佛眼，但也不排除其他功用。

“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同于其他可供比对的(de)陶瓷器(táocíqì)，陶眼之器，典型性特质很少，可参照的案例又严重匮乏。”赵昆雨说，近些年，云冈研究院致力于对流失造像进行深入调查与追踪，“这件器物如果确系云冈佛眼，那(nà)就万幸，我们争取了一次难得的机会；如果不是，也为今后(jīnhòu)研究造像眼球提供了借鉴(jièjiàn)。文物鉴定本身，需要不停地论证”。

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、二级(èrjí)研究员(yánjiūyuán)詹长法曾主持(zhǔchí)多项国家石质及石窟遗产保护研究与修复工程项目，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鉴定(jiàndìng)陶眼归属，需要综合艺术风格、材质工艺、考古学及科技手段分析。

近日回归云冈石窟(yúngāngshíkū)的疑似陶眼

比如(bǐrú)艺术风格方面，可以根据云冈石窟(yúngāngshíkū)佛像细长眼型特征、不同时代造像风格特征，对比陶眼(táoyǎn)的艺术风格来判断。材质工艺方面，石窟佛像材质具有地域特征，疑似眼珠若材质成分与特定石窟一致(yízhì)，或含相同的特殊添加剂，可作为鉴定依据；眼珠彩绘风格或雕刻细节若与特定石窟工艺吻合，也(yě)可溯源关联性。

一些考古学和科技分析手段，也可以派上用场。詹长法说，通过光谱和质谱分析，可以对佛眼的(de)材质成分进行详细研究，将(jiāng)这些分析结果与石窟佛像材质数据库进行比对，可以增强关联性判定。2022年，龙门石窟修缮中，考古人员(rényuán)在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造像(zàoxiàng)的眼睛里，发现(fāxiàn)了成分为二氧化硅(èryǎnghuàguī)和铅的琉璃眼珠，经鉴定，其成分与古代琉璃一致。石窟造像中保存大块片状唐代琉璃实物，实属罕见。

陶眼体形都不大，并不昂贵，却(què)为造像赋予灵性的神采。

云冈石窟博物馆里收藏(shōucáng)着数枚陶眼，这些陶眼形状、尺寸各异(gèyì)，主要有蘑菇形和圆锥形(yuánzhuīxíng)两种。其中最大一枚呈圆锥形，直径11.5厘米，高14.4厘米。此次发现的疑似陶眼高7厘米，头部呈半珠状，直径10厘米，尾部为直径4.5厘米的平底，约一斤重(zhòng)。

北魏时期，云冈石窟造像都是纯石雕的细眉长目，为造像额外安装眼球，是在辽金至晚清时期(wǎnqīngshíqī)。据统计，云冈石窟共有16个洞窟计76件造像加装过眼球，涉及佛像、菩萨、供养天、力士等(děng)雕像，今存者仅剩10余件。从(cóng)残迹看，当时嵌入石雕部分的眼球球柄，有漏斗形(xíng)，也有平底状(zhuàng)。

詹长法说，在“凉州模式(móshì)”和“云冈模式”影响下建造的石窟(shíkū)，如敦煌、龙门等(děng)石窟，北朝及之前通常不(bù)嵌入眼珠，而是通过刻制或彩饰表现眼部。到宋金时期，介休窑、鹤壁窑等著名窑场制作过半球形(bànqiúxíng)的陶质“摩尼珠”，或许曾被(bèi)用作佛眼。敦煌石窟装配眼珠的造像，普遍为清代重塑的像；响堂山石窟未见辽金装配佛眼的明确记载；天龙山石窟现存资料仅记载佛眼遭窃，未说明装配技术。

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(de)云冈第8窟陶眼

“云冈石窟是当前仅(jǐn)有确凿证据(quèzáozhèngjù)显示，在辽金时期广泛配置佛眼的石窟寺院。其余石窟寺院或因史料缺乏记载，或因考古发掘不充分，未找到(wèizhǎodào)相近举措。”詹长法说，这一现象与(yǔ)辽金政权对云冈石窟的特殊重视，以及佛教艺术在当地的发展(fāzhǎn)密切相关，进一步凸显了云冈在辽金时期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。

在石头上钻孔安眼球，有(yǒu)相当高的技术难度。辽金时期(shíqī)安装眼球工程，与(yǔ)佛教艺术的进步、琉璃工艺的完善以及对(duì)佛像灵性象征的注重紧密关联。詹长法说，当时的匠人在承袭北魏风格的同时，结合了辽金本土美学，特别强调佛像装饰性与灵性的呈现。

多年(duōnián)以来，在各类纷繁(fēnfán)紧迫、千头万绪的文物保护工作之中，陶眼尚未上升为一个受关注的议题。“对佛眼(fúyǎn)的研究才刚刚开始。”赵昆雨说。

1992年至1993年，在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发掘时，一枚指甲盖大小的佛眼从辽金地层(dìcéng)中出土。这是迄今唯一一枚真正意义上(shàng)出自云冈石窟的辽金时代(shídài)陶眼，因而没有任何疑义。

这枚陶眼有可能(kěnéng)是自然脱落的。詹长法说，在石刻(shíkè)雕像上安装眼球，需要使用到榫卯和粘接(zhānjiē)技术，比较难保存，年代一久容易脱落。因而石窟寺中现存佛眼实例较少，多见于寺院木刻的彩塑造像。

除了(chúle)自然脱落，也有人为(wèi)破坏的(de)可能。20世纪初，云冈石窟经历了至暗年代，外国不法文物商贩勾结村民，大肆(dàsì)盗凿云冈雕像，一些造像的眼睛本属后世附装物，极易盗取，所以惨遭厄运。然而，文物商贩感兴趣的是有艺术造型的雕像，对这些光秃秃的眼球(yǎnqiú)并无兴趣，既然没有流通价值，带不来收益，盗凿者多将(jiāng)眼球随手遗弃，仅个别或散落民间。久而久之，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了。这就是云冈佛眼尽管失落那么多，存世者却一目(yīmù)难求的原因。

如今，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(yánjiūsuǒ)还保存着两枚云冈佛(fú)眼，均(jūn)“采集”自第(dì)8窟内，其中一件高7.2厘米，直径7.0厘米，原为第8窟北壁上层中央倚坐佛的(de)眼珠。2006年，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在其《云冈石窟遗物篇—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》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个信息(xìnxī)。这是迄今所知仅有的两件散落海外的云冈陶眼。

而很长一段时期，在(zài)云冈石窟之外，只有一枚云冈佛眼曾经现身。1985年，云冈石窟迎来这枚重要佛眼的回归(huíguī)。

“送上云冈石佛陶眼(táoyǎn)一件。”当年年初，考古学家、北大考古学系教授宿白给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吕济民致信，开头如此写道。宿白在信中介绍(jièshào)：“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(tuìxiū)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……云冈大佛(dàfú)遗失(yíshī)陶眼者甚多，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。”

史协和即美国知名博物馆人士史克门，担任过纳尔逊-阿特金(ātèjīn)斯艺术博物馆馆长25年。20世纪30年代(niándài)，史克门在中国留学时，兼职为美国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采购(cǎigòu)(cǎigòu)中国艺术品，该馆所藏7000余件中国艺术藏品，一大半由他收集采购，包括龙门宾阳中洞最著名的《皇后礼佛图》等绝世珍品。1932年，史克门来到云冈(yúngāng)(yúngāng)石窟，当时云冈已经警戒严格，盗凿行为受到严格管控，他只从村民手中购得了一枚云冈佛眼，花费(huāfèi)一块大洋。

河北曲阳北镇定窑遗址出土的宋金粗黑(hēi)釉拍子，即一般所称瓷拍子，表面平整 图(tú)/《文物》杂志

半个多世纪后，史克门与中国文物界互动频繁(pínfán)，退休后决定捐出这枚(zhèméi)佛眼。经由宿白牵线搭桥，这枚佛眼回到云冈石窟，至今仍是云冈石窟博物馆收藏(shōucáng)的最大一枚陶眼。

这枚陶眼由细腻的胎土烧制而成，大头(dàtóu)略凸，圆面，表层(biǎocéng)涂有厚重的黑釉。烧制时留下了近圆形凹坑状疤痕，这是当时(dāngshí)将眼球嵌入眼孔时，粘接岩石的固定点。为了给这枚佛眼寻找归宿，云冈石窟(yúngāngshíkū)研究人员研究了全窟眼球空洞的雕像。

赵昆雨说，第19-1窟主尊(kūzhǔzūn)倚坐佛像(fóxiàng)，高7.75米，双眼球均已失落，留下直径为10—10.5厘米(límǐ)的眼洞，与回归陶眼的尺寸规格基本吻合，可列为首位排查复位对象。他说，当前(dāngqián)3D打印技术十分成熟，只要将此佛眼(fúyǎn)的复制品打印出来，在佛像上进行比对，应该很容易准确复位。

复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(de)石窟流失文物研究项目。赵昆雨说，未来希望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(jījīnhuì)能获得支持，启动(qǐdòng)一项特别行动——对云冈石窟所有缺失陶眼的部位进行数字扫描，采集其直径、进深、形状等数据信息，对现在犹存的眼球胎土构成(gòuchéng)进行检测分析、断代。如果再有新(xīn)的陶眼面世(miànshì)，根据数据库记录的尺寸，就可以较快地确定其是否出自云冈，可以复位到哪尊造像上。

云冈第16窟佛像，眼球已经不(bù)存

“复位是最具(zuìjù)说服力的。除此，如果能够运用先进的透视扫描技术手段，探得目前(mùqián)造像眼球(yǎnqiú)嵌入深部的形状是锥形、蘑菇形，或是其他，那就一切争议都烟消云散了。”他说。

如今，中国国家博物馆、山西博物院(bówùyuàn)以及云冈石窟博物馆里都展陈着回归的(de)云冈文物。赵昆雨觉得(juéde)，云冈石窟是人类珍贵文化遗产，但其本体是不可(bùkě)移动的文物。这些年，随着一些(yīxiē)单体(dāntǐ)造像的回归，可以让公众有机会在各地博物馆中领略到云冈雕刻的艺术魅力，并借此了解文物流散和回归的故事，完成对云冈石窟历史更完整、更立体的认知。

目前云冈石窟尚未将回归的(de)造像构件回到原位，回到石壁上最初的位置。这是通行做法，回归文物大多收藏于博物馆。已经移位的石质文物回归原位，应该采取何种技术，是否会对现存文物的安全(ānquán)产生影响，需要(xūyào)仔细研究才能谨慎实行(shíxíng)。

2016年，云冈石窟(yúngāngshíkū)来了一位美籍华人，名叫王纯杰，他刚刚向山西博物院捐赠了一件菩萨头像。王纯杰就职于美国佛瑞尔赛克勒美术馆，兼任美国一家(yījiā)拍卖行顾问，3年前，他在遴选一场拍卖会拍品(pāipǐn)时，巧遇一件被藏家标注为(wèi)云冈第17窟的菩萨头像。他当即买了下来，阻止了文物再次流散(liúsàn)。

王纯杰(wángchúnjié)来云冈石窟那天(nàtiān)，十分熟悉云冈石窟雕像情况(qíngkuàng)的赵昆雨对他说(shuō)，这件头像不是第17窟的。王纯杰十分忐忑，以为买错了。赵昆雨带他进入第19窟，指向南壁东龛的一尊(yīzūn)残缺的胁侍菩萨说，捐赠的头像属于这尊菩萨。因为雕像头部宝冠的缯带依然保留在石壁上，与头像可以“合璧”。王纯杰当即激动不已。

1933年，日本出版发行了山本明《震旦旧迹图汇（云冈石窟）》图集，其中第19窟南壁东龛(dōngkān)菩萨依然是完整的，如今(rújīn)对照来看，与回归的菩萨头像(tóuxiàng)完全对应。这是另一个可以印证的证据。

云冈第7窟思惟菩萨，眼球已经脱落(tuōluò)

这是云冈石窟文物回流史中的标志性事件。两年之后，王纯杰再次巧遇一件云冈雕像，这是一件头戴(tóudài)鲜卑帽的人物头部。云冈造像中的鲜卑形象(xíngxiàng)，大多出现在供养人行列，第7窟后室东壁原有两尊并肩而立的鲜卑装人物像，但其中一尊(yīzūn)头部残缺，而剩下的一尊面相与王纯杰捐赠的头像近乎“孪生兄弟”。这件(zhèjiàn)回流文物也顺利找到(zhǎodào)了归宿。

“非常(fēicháng)幸运，王纯杰先生(xiānshēng)捐赠的两件雕像，盗凿时留下的痕迹都很奇特(qítè)，越(yuè)奇特就越能准确复位。”赵昆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而其余很多雕像本身没有太多特征，而且很多雕像遭盗凿后，又被二次修饰砍削过，丢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，使得复位十分困难。

迄今为止，包括史克门捐赠(juānzèng)的(de)佛眼和王纯杰捐赠的两件造像在内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云冈。赵昆雨曾全面调查过(guò)海外云冈流失文物，共计100余件。他比对百年前海外出版的云冈盗凿(dàozáo)前的图录，再观察云冈石窟的文物现状，试图将流失文物一一复位，“现已(xiànyǐ)掌握了30多件流失造像的原始(yuánshǐ)位置”。复位是(shì)最雄辩的证据，证明流失文物的归属。“每一件被盗造像都是云冈失散在外的孩子。那些年究竟走丢了多少孩子，他们都在哪儿，现在还好吗？这些信息一定要掌握。”他说(shuō)。

云冈文物的(de)(de)流失始于20世纪初，尤其是1907年(nián)法国学者沙畹进入云冈大量拍摄，随后出版《北中国考古图录》，向世人首次公开展示云冈石窟(yúngāngshíkū)精美的雕刻艺术。云冈石窟开始享誉世界，也开启了被盗凿的厄运，尤以1918年至1929年间最为(zuìwèi)猖獗，云冈文物主要流布于日、法、美、德等国。

历史上流失(liúshī)文物追索是(shì)国际性难题，至今仍争论不休。每隔几年，拍卖行都有云冈(yúngāng)文物上拍，常常引来谴责。“我们(wǒmen)对此也爱莫能助。”赵昆雨(zhàokūnyǔ)说，流失日本的云冈文物约占流失文物总数的65％，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正关注日本有关慈善机构，期望今后能促成日本私人藏家手里的一些云冈文物回归。

对于散落民间(mínjiān)的(de)云冈文物，这次意外的疑似佛眼回归，是一次良性示范。“民间可能有一些(yīxiē)小的构件，比如(bǐrú)造像的一只耳朵、手指，孤立地看已经很难分辨是什么、属于哪里。我们希望通过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这一新途径，让散落于民间的云冈文物找到回家(huíjiā)的路，挽救那些走丢的‘孩子’。”赵昆雨说。

“实际上，如同圆明园兽首所呈现(chéngxiàn)的(de)，文物的价值不仅体现于物质形态，更在于(zàiyú)其承载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。”对于云冈文物回归的意义，詹长法评价道。